根据先于在《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刊登而于2014年10月21日在线发布的一项分析，大约20分之一的因为血流储备分数 (FFR) 结果而未施行血运重建的病变将在缺血评估后一年内，需要介入治疗。研究员们使用研究数据，构建了一种新型算法，以识别有血运重建高风险的患者，这些患者可从更紧密的跟踪和更加有力的管理中受益。

 

这些发现最初在2013年10月的经导管心血管治疗科学研讨会上介绍。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医学博士MD和同事们分析了有882例病变、721名患者的“真实”队列的数据，这些患者的血运重建根据FFR评估，于2002年10月至2010年7月之间推迟。

平均年龄为64.5岁。患者中有心血管风险因素和CAD或PCI病史的比例较高。大约三分之二的患者经历了ACS情景中的FFR（急性心梗，23%；不稳定心绞痛，39%），64%的人有多支血管CAD。平均FFR值为0.87，93%的患者的值> 0.80，7%的值介于0.75和0.80之间。在FFR评估时，27%的患者经历了另一种病变的PCI。在其病变被推迟和未被推迟的患者之间，出院药物类似。

 

对于一些推迟的病变，时间不够

 

在基于FFR的推迟后，5.3%的病变需要在第一年内接受介入治疗，18%的患者在平均 4.0年的随访中接受了治疗（74%接受PCI，26%接受CABG）。

 

共有119名患者死亡，其中44名在12个月内死亡。此外，79名患者发生过急性心梗，其中38%的事件发生在以前推迟的病变中（表1）。

 

表1.推迟血运重建后的结果

 

在第一年FFR推迟的病变中施行的总介入治疗中，急性心梗占15%。在需要紧急血运重建的101例 (65%) 病变中，30例病变治疗的是急性心梗（6例治疗STEMI，24例治疗NSTEMI），71例治疗的是不稳定心绞痛。择期血运重建占介入治疗的34%，主要是为了治疗稳定心绞痛。总体上，在推迟后1年内施行的血运重建中，紧急手术所占的比例高于在第一年后施行的血运重建中的比例。

 

根据在FFR评估时确定的患者及病变级的变量，开发了Cox比例风险模型。在最终模型中，在1年时无介入治疗概率的多变量预测因素包括：

年龄，每增加1岁 (HR 0.98; 95% CI 0.97-0.99)

当前/曾经吸烟 (HR 1.49; 95% CI 1.04-2.14)

CAD病史或先前接受过PCI (HR 1.62; 95% CI 1.05-2.49)

肌酸酐，每增加1-mg/dL (HR 1.15; 95% CI 1.08-1.22)

多支血管CAD (HR 1.68; 95% CI 1.09-2.58)

FFR值，每降低0.05个单位 (HR 1.21; 95% CI 1.03-1.42)

 

基于该算法，1年中的介入治疗预测概率从1%变化到40%。

 

作者们称，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在我们的高危人群中，在1年时，超过94%的患者未接受介入治疗，在按照FFR推迟后的平均4年时，82%的患者未接受此种治疗，这种现象说明，在管理中等病变中，以 FFR来指导决策是安全的。”

 

FFR值越高，越好?

 

研究人员说，与此处报道的比率相比，早前的研究发现，在更长的随访期中，推迟的血运重建的累积发生率更低。他们指出，但是，这些队列仅限于择期病例，而在该研究中，大约一半的患者有ACS，使其成为高危人群。此外，以前最大的真实研究 (Li J, et al. Eur Heart J. 2013;34:1375-1383) 的结果与当前的发现一致。

 

该分析表明，在FFR值和推迟病变中的不良心脏事件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而另一项研究发现，FFR每增加0.01，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均下降 (Lavi S, et al.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07;70:525-531). 研究人员说，这些数据集中表明，即便是一个高于血液动力学极限的FFR值，也会对后续事件风险产生负面影响。

 

Singh医生和同事们还说，以前的一项研究将针对FFR测量值采取的较低冠状动脉内腺苷酸剂量与更高的后续不良心脏事件联系起来，但是当前的研究未发现这种关联。

 

预防措施的潜在作用

 

研究人员们承认，风险预测模型需要在一个独立患者样本中进行验证，但说，使用该模型，“可能会提醒临床医生，需要更紧密的随访、优化的药物疗法和强化的风险因素修改。” 他们虽然提醒，这种情景下的任何特殊策略的是否有益，尚不清楚，但他们提出，优化推迟PCI后的药物管理，“可能最能预防有[介入治疗]高风险的后续血运重建。” 此外，因为当前吸烟可预测后续介入治疗，因此大力戒烟可能会降低风险。

 

但是，由于研究是在一个大型三级转诊中心开展的，可能不能将结果推广到其他人群。Singh医生和同事们说，该风险模型的又一个局限性是，它使用了在FFR评估时确认的患者和病变特征，而患者管理不断变化，有可能改变介入治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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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Depta JP, Patel JS, Novak E, et al. Risk model for estimating the 1-year risk of deferred lesion intervention following deferred revascularization after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assessment. Eur Heart J. 2014;Epub ahead of print.

披露：

Singh医生反映，他担任Abbott Vascular、Boston Scientific和Volcano的顾问，并接受Medtronic Vascular、St. Jude Medical、The Medicines Company和Volcano的研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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